选民群体是指有权选出某人担任某项职务的集体，它也属于异质性群体，但他们的行为仅限于一件规定十分明确的事，即在不同的候选人中做出选择，因此他们只具有少数前面讲到过的群体特征。如群体的推理能力极少，他们没有批判精神、轻信、易怒并且头脑简单。此外，在他们的决定中也可以找到群众领袖的影响，和我们列举过的那些因素——断言、重复和传染——的作用。
让我们来看一下说服选民群体的办法。在最成功的案例中，我们很容易就发现他们的方法。
第一个重要因素是，候选人应当享有声望。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候选人必须富有，能够取代个人声望的只有财富。才干甚至天才，都不是成功的重要因素。最重要的一点是，享有声望的候选人必须迫使选民不经讨论就接受自己。选民中的多数都是工人或农民，他们很少选出自己的同行来代表自己，原因就在于这种人没有声望。即使他们偶然选出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人，一般也是由于一些次要原因，例如，为了向某个大人物或有权势的雇主——选民平常要依靠他——泄愤，或是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他能够一时产生成为其主人的幻觉。
若想保证自己取得成功，候选人只有声望是不够的。选民特别在意他表现得非常清高，倘若他表现出贪婪和虚荣，则必须用最离谱的哄骗手段才能征服选民。例如毫不犹豫地向他们许诺幸福，哪怕这些许诺只是异想天开。
如果选民是工人，侮辱和中伤雇主是不二法门，其言论再多再尖刻也不过分。对于竞选对手，必须利用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竭力让人相信这个对手是个十足的无赖，他恶行不断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为任何表面证据而费心是没有用处的。对手如果不了解群体心理，他会用各种证据为自己辩护，不懂得用断言来对付断言，如此一来，他就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了。
候选人写成文字的纲领也不可过于详细和绝对，不然他的对手将来会用这些文字来对付他。但是在口头发挥中，再夸夸其谈也不过分。可以毫无惧色地承诺最重要的改革，这些夸张的承诺能够产生巨大的效果，但对未来并没有约束力，因为这需要不断地进行观察，选民一般懒得为这事操心，他们才不想知道自己支持的候选人究竟能在他所赞成的竞选纲领上走多远，虽然他以为正是这个纲领使他的选择有了保证。
从以上这些例子中，就能够看到所有说服群体的因素。各种口号和套话有着神奇的控制力。一个明白如何利用这些说服手段的演说家，能够用这种手段去办到刀剑才能成就的事情。像不义之财、卑鄙的剥削者、可敬的劳工、财富的社会化之类的说法，永远会产生同样强大的效果，尽管这些陈词滥调早已经被重复过无数次。此外，如果候选人满嘴新词，其含义又贫乏抽象，极为模棱两可，因而能够迎合完全不同的各种愿望，也必能大获全胜。
由于这种套话的含意复杂，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做出解释，于是引发了1873年的西班牙革命。一位作者描述了这种说法：
激进派发现，集权制的共和国其实是改头换面的君主国，于是为了迁就他们，议会全体一致宣告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虽然投票者中谁也解释不清楚自己投票赞成的是什么，但这个说法却让众人皆大欢喜。人们无比高兴地陶醉其中，似乎看到美德与幸福的王国就在地球上诞生。如果共和主义者被对手拒绝授予联邦主义者名称，就会认为自己受到了致命的侮辱。
在大街上相遇时，人们常用的问候语是：“联邦共和国万岁！”然后便会响起一片赞美之声。他们认为军队没有纪律是一种美德，他们对士兵自治大唱赞歌。人们对“联邦共和国”是如何理解的呢？有人认为它是指各省的解放，即同美国的行政分权制相似的制度；有人则认为它意味着消灭一切权力，迅速着手于伟大的社会变革。巴塞罗那和安达路西亚的社会主义者赞成公社权力至上，他们建议在西班牙设立一万个独立的自治区，根据它们自己的要求制定法律，在建立这些自治区的同时禁止警察和军队的存在。
叛乱很快便开始从南部各省一座城市向另一座城市、一个村庄向另一个村庄蔓延。有个村庄发表了宣言，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破坏电报线和铁路，以便切断与相邻地区和马德里的一切联系。处境最可怜的村庄注定只能寄人篱下。联邦制给各立门户大开方便之门，到处都在杀人放火，人们无恶不作。这片土地上充斥着血腥的狂欢。
理性几乎不可能对选民的头脑产生影响。在选民集会上，言之凿凿、痛骂对手，有时甚至拳脚相加，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各种惊人的言论此起彼伏，绝对没有论证。即使有难得的片刻安静，也只是因为有个粗鲁狂躁的人在煽风点火，宣称自己要用一些让听众开心的麻烦问题难倒候选人。但这些愚蠢反对派制造的平静是短暂的，因为他们提出的问题根本无人聆听，他们那点可怜的声音很快就会被对手的叫喊压倒。报纸上有上千宗类似的事例，从中选出来的关于公众集会的以下报道，可以作为这方面的典型：
在一次公共的集会上，会议的组织者之一请大会选举一名主席，全场立刻骚乱起来。无政府主义者跳上讲台，粗暴地占领了会议桌。社会主义者极力反抗；人们相互扭打，每派都指责对方是拿了政府佣金的奸细，无数人因此受伤。
因为骚乱，会议拖延了很长的时间，说话的权利转移给了x同志。
这位演讲人开始激烈抨击社会主义者，群体则用“白痴、无赖、流氓”等词骂他。针对这些脏话，x同志则非常巧妙地用一种理论来反驳，根据这种理论推理，社会主义者全成了“白痴”或“可笑之人”。
在第二次国际会议中，为给五一节工人庆祝会进行预演，阿勒曼派在福伯格宫大街的商会大厅组织了一次大会。为了避免争论，会议提出的口号是“沉着冷静”。
社会主义者被称为“G同志”，这个词是“白痴”和“骗子”的隐喻。这些恶意中伤之言，引起大家相互攻击，演讲者和听众甚至大打出手。椅子、桌子、板凳，全都变成了武器。
由此可见，这样的集会中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理性，论证和推理完全不能发挥作用。
不要以为这种描述只适用于固执的选民群体，更不能认为理性与否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不管是什么样的无名称集会，即使参与者全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会上的争论也没什么两样。我已经说过，当人们聚集成一个群体时，降低他们智力水平的机制就会发生作用，在所有的场合都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证明。例如，1895年2月13日的《财报》就有一篇关于学术集会的报道：
那个晚上，会议越来越嘈杂，众人的争吵声有增无减。任何一个演讲者说上两句话，就会被人打断。时时刻刻都有人大声喧哗，场内喊叫四起。演讲者的发言在博得了喝彩声的同时，也听到了辱骂声。一些听众激烈地争吵着，有人挥舞着木棒，有人不停地击打地板。如果有人打断演讲者发言，听众不是叫嚷着“把他轰下去！”就是“让他说！”
一位学者，我们姑且称之为C先生，此君满嘴仁义道德，在他发言的时候，张口便批判某些人不是白痴就是懦夫、恶棍、卑鄙无耻或唯利是图之人，社会充斥着打击与报复，世风日下，他宣称要把败坏道德的东西统统消灭。
人们也许会问，政治或派别不同的选民，意见怎么可能达成一致呢？问这种问题的人，等于为群体自由文过饰非，这个奇怪的谬论忽略了群体心理原始化的特征。虽然大众群体也有意见，但这些意见绝非他们自己的，这些意见不过是被煽动的群体接受的某种暗示，既然是暗示，自然合乎理性的可能性也极低。
这是因为，在类似选举的事件上，选民的意见和选票都被操控在选举委员会的手里，领袖人物通常都是些有名的政客，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向工人阶级承诺各种好处——他们尤谙将改头换面的个人意愿变成群体意识，因此得到了群体的拥戴，很有影响力。正如民主人士谢乐先生所言：“你知道什么是选举委员会吗？它是我们各项制度的基石，是政治机器的一件杰作，它的零件不多不少。今日的法国就长期被选举委员会统治着。”
只要候选人能被群体所接受，且有一定的财力，要对群体产生影响，就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了。选举委员会之威力由此可见一斑。一位选举委员口出狂言：假如有人汇款300万法郎给他，他就能保证让布朗热将军重新当选。
选民群体的心理学就是如此，它和其他群体一样：既不更好也不更差。
以上所言并非反对普选的结论。我明白了它的命运，因此出于一些实际的原因，我愿意保留这种办法。事实上，我们是通过对群体心理的调查归纳出了这些原因，基于这些考虑，我要对它们做进一步的阐述。
不必怀疑，普选的弱点十分突出，所以我们很难视而不见。不可否认，文明是少数智力超常的人的产物，他们构成了一个金字塔的顶点。随着这个金字塔各个层次的加宽，智力也越来越少，这些智力低下的人就是一个民族中的群众。一种文明的伟大，如果仅仅依靠以人多势众自夸的低劣成员的选票，是无法让人放心的。另一件无须怀疑的事情是，大众投下的选票往往十分危险。他们已经让我们付出了若干次被侵略的代价。
虽然这些不同意见从理论上说颇令人信服，但在实践中却毫无势力。只要还记得观念变成教条后有着不可征服的力量，我们就得承认这一点。从哲学观点看，群体权力至上的教条正如中世纪的宗教教条一样不堪一驳，但它却拥有和昔日教条一样强大的绝对权力，它和过去的宗教观念一样不可战胜。
假如有个现代自由思想家穿越时间，被送回了中世纪。你会认为他敢攻击盛行于当时的宗教观念吗？这些宗教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一旦冒犯它们，法官就会毫不留情地把他送上火刑柱，指控他与魔鬼有约或参与了女巫的宴会，他还敢质疑魔鬼或女巫的存在吗？
试图通过讨论改变普选制度，不比群体的迷幻式的信念明智多少。于当前来说，普选的教条有着过去的宗教式威力。那些政客和记者提到民主和社会主义时，演说家和作家表现出的阿谀奉承与谄媚之态，即使路易十四也不曾享受过。因此，我们对待普选制度，必须如对待宗教教条一样，如果不赞同，那么就保持缄默，让时间去改变它吧。
致力于破坏这种教条只是徒劳无功，因为它有一件伪饰自己的外衣。托克维尔说：“即使在平等的时代，人们也不相信他们彼此之间全都一样的说法，但这种比喻却使他们对公众判断力的信赖几乎毫无节制，究其原因就在于，要所有人同样开明是不太可能的，真理不一定掌握在多数人手里。”
如果有必要限制选举权的话，只让那些智力优秀的人参与选举，我们可以认为，这样做能提高大众投票的质量吗？显然我永远也不可能这么想，基于前文已经说过的理由，即一切群体，不管组成它的成员是什么人，全都患有智力低下症。一旦进入群体，人们就变得智力平平了，我一点儿都不相信在某个普通问题上，40名院士的投票会比40个卖水的人的投票更高明。
不要认为只让有知识和有文化的人成为选民，被我们谴责的普选投票结果就会大为不同。一个人不会因为通晓希腊语或数学，因为是个建筑师、兽医、医生或大律师，就有特殊的智力或理解深刻的社会问题。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家全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大都是教授或学者，但他们何曾就哪个普遍性问题——贸易保护、双本位制等——达成过一致的意见？这是因为人类普遍愚昧无知，学问不过是弱化了他们的无知而已，但这拯救不了他们在深度问题上的低能。在社会问题上，由于未知因素太多，从本质上说，教授和农民的无知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即使完全由学识渊博之人组成选民群体，他们的投票结果也不会比现在的情况好到哪儿去。他们仍然受自己的感情和宗派精神支配。对那些我们现在必须对付的困难，还是一个也解决不了。而且，我们可以预见的是，这些有身份与地位的人组成的身份团体，将会施加压迫百姓的新暴政。
大众的选举权，无论是被限制还是放任自流，无论是在共和制还是君主制之下行使这种权利，也无论是在法国、比利时、德国、葡萄牙还是西班牙，其结果都一般无二。翻天覆地扯了这么多，我要说的不过是：群体选举的结果，不过是一个种族意识的向往和需要。每个国家的当选者，他的一般意见都反映着种族的秉性，从上一代人到下一代人，这种秉性不会有什么显著的变化。
我们一再遇到种族这个基本概念，由此可见，各种制度和政府对一个民族的生活只能产生很小的影响。民族主要是受其种族的秉性支配，也就是说，是受着某些品质的遗传残余的支配。所谓秉性，正是这些品质的总和。种族和我们日常之需的枷锁，是决定着我们命运的神秘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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